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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文本意义。中国人习惯了文以载道，凡写作即要端起架子，一副治病救人的悲悯救世面孔，写作尚未开始自己就先自我神圣得僵硬了。于是，文学酷似一种刑场，读者和作者之间本应其乐融融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有点如同刽子手与囚犯了。作者头上仿佛永远悬着的那把达克斯之剑令人时刻战战兢兢如临大敌，多少才华和心血都在刀光剑影般的恐惧中空耗掉了，何况还有林林总总的社会与心理原因，使写作者不快乐、不自由。这种写作的折磨此前似乎一直压抑着周晓枫，《醉花打人爱谁谁》终于给了她一个向形成写作习惯习俗的社会、心理、他者、自我等因素报复的机会，所以她的剑挥得毫不手软，甚至可以说非常快意。借此，她将长期禁锢在自己身上的一层厚厚的外壳和盔甲刺得粉碎。这样写作的意义就不单是对其写作者本人的，更具有普遍意义，对那些凡是有过写作紧张恐惧综合征的写作者，无疑是一种福音。文本随意而保持在非常高的叙述高度和品质层次上，不像那些随意而痞气十足一度泛滥的文本，其内涵和格调一直保持在非常高的精神层次上，随意率性自由个性张扬而又不对写作本身构成伤害和负面影响，这样的文本在污染成为时髦的空间尤其可贵和稀有，这是由其背后良好的写作品质决定的。写作不管如何自由，对文字、语言和文学本身类似古典顶礼膜拜意义上的尊重，使文字成其为文字、语言成其为语言、文学成其为文学，使其焕发出本身的古老魅力，大概是一个写作者最起码的素质——想到那些野蛮地驱赶鞭挞着文字，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糟蹋语言、任其痛苦呻吟的凶狠写作文本，令人担心古老汉字的清清源头被破坏得惨不忍睹痛苦不堪，想着那些长期被虐待的文字，真让人有一种痛心疾首之憾。所以，愈益显出精神清纯、曲高而平易之文本之珍贵，从写作心态上的放松自如，到文字语言自然释放般的写作， 《醉花打人爱谁谁》的文字焕发了本身固有的点石成金和撒豆成兵的语言神奇。
“坦率地说，我乐于享受现在的寂寞，安全，又超然物外，环顾周围的男欢女爱，我喜欢自己在刻薄里保持的冷静态度。”“美德这个东西，是特别沉重的一种气体，所以人们才说它是财富，有种物质般沉甸甸的重量，如果不经常做好事，放下一些美德的包袱，一个人会被压死的。他不得不如此呵，让一个好人不做好事，比让一个坏人不做坏事难多了。”“民谚说得好：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只要找到两棵树，那你就不是上吊，而是上吊床了。”
从中国人写作惯性和文字原初意义上，说周晓枫的《醉花打人爱谁谁》这本书是一个书写史上为数不多的对写作者有益的文本是不过分的，也可以说是一本为写作者而写的一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它已超出了文学本身的意义范畴而凸显其为数极少的文本意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纪念的文字事件。不过，这种故意可能连周晓枫自己也不一定能够非常清晰地意识到的意外收获的“歪打正着”。
文字的幽默和率性并非能够随意为之的，它至少需要写作功力、一颗平常心、足够的底蕴和自信、健全的人格、超脱和智慧等做支撑。一个人做到板起面孔正襟危坐进行说教比较容易，做到在嬉笑怒骂和幽默自然中体现自己的人格理念和人生境界，撕下那层一本正经的遮羞布而身体力行，不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生命底色的昭显，这种首先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得一览无余的坦诚做法——虚伪是不可能带来智慧和幽默的，不仅需要一双正视自己的客观之眼，更需要艺高人胆大甚至杀人越货的灵魂洒脱和绝世武功。人们总是试图改变自己，像一个乡下人来到城里，面对忽然陌生和斑斓的世界，努力调整自己适应，但很难说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而说这种改变是更好地回到原来自己的方式也许更恰切些。灵魂总是利用一些技术性问题耍一些花招，有时甚至连自己似乎也能被迷惑，过一段时间才会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灵魂还是会按照自己的路子前进，虽然有时会用一些类似欲擒故纵之术。《醉花打人爱谁谁》就这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和方式写成了。
有时，见到周晓枫会有一种意外收获，好像忽然发现她仿佛身高竟然一下增长了很多，这是否与她的写作有某种相似性。所以我特别感谢周晓枫，因为她的这本书，我或许能够解脱自己的写作心理综合征。那样，真要说谢天谢地了。好吧，让我们深呼一口气放松下来，开始读这本叫作《醉花打人爱谁谁》的意外之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