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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要从乡村出发。一切终将归于乡村。
人类文明文化都是从乡村出发，一步步走向乡镇、城市、大都市，成为不同民族、国家文明文化的核心支点。然而，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到来，乡村、农业、农业文明逐渐被边缘化。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一步加速，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乡村农民的数量。中国在变成世界工厂的同时，众多农民也从乡村走向了城市。乡村呈现空心化、荒漠化、老龄化而日渐衰落。留守乡村的农民已经从原来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逐渐走向了现代农业。适合中国国情的小型现代农耕机具取代了人力、畜力，从整体上建构起中国式的现代农业技术装备体系和现代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一些村庄在现代化力量之下已经消逝，而数量众多的乡村正处于衰落或渐趋消逝之中。对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乡村将向何处去？乡村一定会消逝吗？如果不消逝，乡村的未来在哪里？乡村在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征程中、在人类现代化文明发展史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不解决乡村的历史定位，不阐述清楚乡村之于人类文明文化的未来价值意义，我们就无法分析和论述乡土文学的未来及其意义价值问题。
事实上，乡村的衰落及其消逝，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而且是人类现代化的全球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思考和阐述中国乡村未来命运和价值问题，就有了一种更深层、更辽阔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中国乡村之于中国文化、文学，的确具有一种中国式乡村审美、中国式乡村情感、中国式乡村哲学世界观的独特意义价值。这需要我们以一种更长远的大历史视野来审视和思考中国乡村，在探寻千年中国乡村根性文化价值的同时，书写具有新时代中国山乡巨变特征的乡土文学，来传承、转化和建构一种独特的中国乡村哲学美学，打造具有乡愁内涵的中华民族情感共同体。而这正是保卫乡村、书写新时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使命与价值之所在。
一 以乡村为核心的千年乡土根性文化
在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千百年来以一个个乡村为据点聚族而居，星罗棋布，不断交往融合，构建出了具有丰富地域文化特色的中华文明。在每一个乡村聚居的大大小小族群，以血脉、乡村空间、地域文化等为基点，构成文化认同与心灵皈依的物质、精神基础。中华民族的家国文化就是以乡村为基点和本位、以家族血脉文化传承为核心，进而延展为国家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乡村地域空间的差异性，构成丰富多彩而又互相包容的地方文化。而摇曳多姿的各地风土、语言、民俗、文学构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互补性。各个地域文化内部的融合交往，创造出了生生不息的原生动力和多维发展的精神内驱力，更是形成了求大同存小异、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国式哲学美学，在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中留下深刻的精神印记。
以乡村为审美基点的中国古代文学，从乡村出发，扩展为一种关于故乡的精神原乡美学和浓得化不开的文化心理情感结构。古老的文学经典《诗经》不仅有关于农民在乡村山林稼穑、狩猎等生产场景的描绘，而且展现了乡村世界中的不公，发出了劳苦大众对不劳而获的控诉和对正义美好生活的向往。“秩秩斯干，幽幽南山”，《诗经》还有一些诗歌写出了对山川大地、乡土家园的描绘和精神祈愿。“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屈原在《离骚》中的这句话，在种植各种名贵花草的田园中，给予了诗人对理想社会、诗意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楚辞·九辩》中的“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则表达出了对乡村田园荒芜的深深忧思。显然，无论是《诗经》，还是《楚辞》，来自农业文明的乡村田园文化是诗人思想认知和审美书写的逻辑基点，即从乡村、田园、农事和大地出发的生命体验和叙述逻辑。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汉代《古诗十九首》以乡村故土为生命情感与审美基点的诗歌，已经出现了浓郁的“故乡情结”，有了离乡的“故乡情结”的“游子”形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的《七哀诗》写尽了战乱之于乡村农民的巨大灾难，因而发出了“天下尽乐土，何为久留兹”的对“乐土”的理想乡村的呼唤。“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魏晋时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建构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村，生动诠释了中国人所心仪的精神乐园，体现为一种对大同世界、乌托邦梦想的精神建构。“桃花源”也成为之后历代中国文人对理想乡村的代名词。
显然，王粲和陶渊明所向往的乡村乐园，在唐宋时期的文学书写中得到了一种程度的实现。“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唐代诗人王维在《积雨辋川庄作》中有描绘田园风光的诗句，有一种鸢飞鱼跃的自由舒展的田园乐园景象。孟浩然的乡村日常之美书写，呈现了田园乡野之乐。王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贺知章《回乡偶书》和李白《静夜思》，共同构建了一个大唐时代的关于“故乡—乡愁”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审美情感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