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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早便知道日照，从天津到日照，坐上高铁，3个多小时即达，多年来却始终没有前往。或许是因为籍贯山东的我，想要把最好的感觉放在心底的时间更长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带来更加强烈的激情。
最先让我对日照怦然心动的，还是“日照”这个令人遐想同时带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地名。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青州府志》记载：“金始升为日照县，以濒海日出处，故名。”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日照县志》中也写道：“县去海二十里，日出初光先照”……对于普通游人来说，历史记载无论多么丰富，也只是漫想的背板、思绪的云梯。许多人可能更多关注的点，是前往日照的现实理由。这样的想法也没错，这里有万平口海滨风景区、蓝天碧海金沙滩的半月形海湾，有连接山海、穿越松林的阳光海岸绿道，有森林覆盖率将近80%的森林公园、能够同时容纳5万人的沙滩，还有百里绿茶长廊和官草汪渔港小镇，石屋石街都有着沧桑历史的悠长回味……但是，耳顺之年的我，还是希望能有历史与现实相互关联、身体与精神同时通达的路径。
我心中的这条路径，应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比如是一座山，或是一条河；是一座庙宇，或是一座宅院。牢固持久的精神路径，一定是与文化、与历史有关。只有走上文化与历史编织的路径，我才能拥有无限畅想的可能，才能拥有思绪飞翔、深刻思考的历史根基。
幸运的是，来到日照第一天，我便找到了这样的精神路径——校经楼。
二
午后的寂静时光，浮来山风景区迎来少有的安静。慢慢走，唯有慢才能让喧闹的心归于宁静；也只有在心平气和中，才能隐约嗅到树林中弥漫出来的历史气息，才能在飞来峰、浮来峰、佛来峰三座山峰拱围连接形成的卧龙之中，遥望隐藏在树影中的定林寺。
浮来山下的定林寺，是山东境内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据史料记载，其大约始建于东晋，兴起于南北朝。寺院内幽静，树木皆为参天大树。前、中、后三进院落保存完好，没有因为沧桑岁月而带来视觉上的破碎感。石路石墙石屋还有抬眼所见一尘不染的青白色，使这座古老寺院拥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安宁。被石墙边上繁茂树木的树叶撕碎的阳光，斑斑驳驳地洒在石墙上，恍惚之中，寺院内外没有了任何界限，遥想的思绪也就变得没有边界，可以毫无顾忌地随意畅想。
因为寺院依山而建，所以从前院经中院到后院，迈出的每一步，都需要仰头端详上方的同时细看脚下陡峭的石阶。穿过窄小的石门，来到中院，终于看见“校经楼”三个字。
定林寺，是刘勰晚年居住的地方；校经楼，是刘勰晚年著书校经之处。正是因为刘勰，正是因为《文心雕龙》，校经楼、定林寺以及定林寺所在地莒县，便有了意味深长的文学韵味。于是，好山好水好风光有了文化的沁润，也有了文学的注释。
校经楼原名“毗卢阁”，是一座石、砖、木建构的硬山顶二层小楼，现在的形状是清代重修后的面貌。面阔10.6米，进深6.4米，门额上“校经楼”三个字是1962年由郭沫若题写的。校经楼面积不大，有些逼仄，倒也符合刘勰晚年隐居的特性，或许只有面积窄小才能让心境淡然。刘勰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他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这就使得定林寺内的校经楼，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建筑，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地标。根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家境贫寒，但从小聪慧好学，中年时期客居江苏镇江，并在南京的南定林寺研读佛卷、校经，后发愤编纂《文心雕龙》，历时六年完成。为了引起更多关注，刘勰曾经在路上拦截南朝梁代开国功臣沈约，献上《文心雕龙》。沈约对刘勰极为赞赏，使得刘勰有了仕途上的前行，但刘勰始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后来刘勰脱离官场，重新回到出生地，也就是现在的莒县，过起闭门校经的生活。最后圆寂于定林寺，在故乡走完了从文士到佛徒的人生之路。
最早知道《文心雕龙》，还是在中学课本里。那时候，中学生的我也仅是知道而已，并没有特别的敬仰和尊崇。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家里最多的书是鲁迅先生的书，而鲁迅先生的认定，能够对那时的我起到炽热的阅读引导作用。鲁迅先生认为《文心雕龙》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所以，中学生的我便记住了《文心雕龙》这个非常文雅的书名——用心作文、精心构思——既要追求思想深度，也要注重形式美感。很多年过去，我才明晰鲁迅先生把《文心雕龙》与《诗学》相提并论的真正意义。因为《诗学》早已不是一篇普通的诗论，而是一部从古希腊美学思想出发的跨越时代、国界的经典文献；鲁迅先生如此比较、如此评价，正说明中国的《文学雕龙》同样也是一部穿越历史、能够被不同民族所接受的文学经典。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或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再或是“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在这部全书共五十篇，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和批评论四部分，近四万字的著作中，刘勰用朴素之言讲述着精辟的道理。其实，要让深奥的哲理传诵得更远，一定要使用简洁直白的语言，才能让更多的人接受和领悟，而不是人为设置叠嶂与迷雾，故意高高在上，远离民众。刘勰的文风，多么像一千多年后我们当下提倡的“新大众文艺”啊。这样的联想看似突兀，其实顺理成章。古往今来，能够留存在民众唇间的文艺，都是关注民众生活、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字。无论是《卖炭翁》还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乃至更早的《伐檀》，都是用质朴的语言讲述着普通民众生活的文学作品。
三
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沧桑历史的校经楼，假如只有文学韵味，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也许会显得孤独而单薄；假如它只是一座单纯的文学地标，那么对于拥有厚重历史积淀的山东来讲，更会有着太多的遗憾和不足。
我在小院里时而远望，时而徘徊，院落不大，在辨认石碑文字时，突然发现了刻在一块方形石碑上的文字，让我大为惊讶。原来，校经楼还是中共莒县第一个党支部——浮来山党支部成立的地方。
1929年5月，中共沂水县委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中共莒县“特支”也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沂水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徐相南来到丘高林密的浮来山一带，秘密开展农民协会工作。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积极分子赵亮昆等人，也在徐相南的影响下加入党组织，开始党组织的建设工作。通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在一个月后的6月份，在校经楼的二楼，正式成立了浮来山党支部。支部成员共有五人，赵亮昆任支部书记，并且召开了第一次支部会议。在浮来山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开始扩大、吸收具有先进思想的农民兄弟加入党组织，逐渐恢复当地的“农运”工作，同时着手建立革命武装。
我站在校经楼前，仰望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屋子。生卒年没有准确记载的刘勰当年在校经楼念佛校经时，大概无法想象千年后某个夏季的一天，几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在闷热而又窄小的校经楼上，面对有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手宣誓的场景。改变莒县历史走向的那一时刻，竟然发生在刘勰这个远离尘嚣的屋中。6月的那一天，几个共产党人把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是在鸟儿鸣叫、朝霞升起的早上，还是在蝉鸣静寂、热风扑面的下午，抑或是屋内油灯光亮微弱、屋外萤火虫漫天飞舞的晚上？
